空間詩學的主體性與建築的詮釋

(作者: 劉為光 老師 /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

再問什麼是「建築」(architecture),美國建築理論學者Stan Allen說,建築師的角色就像古典音樂家一樣,譜出了一首曲子,而這首曲子後來由不同的交響樂團來詮釋,都會產生不同的味道。那麼誰是詮釋建築師作品的交響樂團角色?其實就是生活者。建築師只是完成了建築的軀殼,而生活者詮釋了「建築」最終的意涵。

建築師能夠掌握自己的設計,卻掌握不了生活者詮釋建築的方式。受到結構主義文學家Roland Barthes的啟發,哲學家Michel de Certeau曾嘗試透過符號學來描繪(mapping)生活行為。行為模式如果能被符號描繪,那麼生活文化就是許多語言符號所構成的詩詞。而這部詩詞能夠成為劇本,就像樂譜一樣,做為未來生活行為能夠持續生產的文本「模式」。然而de Certeau自己在論述中反駁文本能夠被描繪的可能性,因為今天的行為文本往往不會是明天的行為文本,生活行為是無法被預測的。文化經驗「模式」掌握的是生活行為的策略(strategy),但使用者的戰術(tactic)卻常常出現無法預期的行動。

舉例來說,騎樓是建築師在設計時依法設置供公眾通行的私有產權空間,建築師在設計時不預設未來的使用模式。但根據文本經驗模式,我們認為騎樓是行人穿越的空間,同時在某種合理使用的程度下可以提供機車停放、擺放盆栽等行為發生。然而空間詩學的主體性往往不是建築師所能掌握的,使用者總會透過自己的方式去「詮釋」建築,例如將騎樓租給攤位擺放、停放私人車輛等行為。而除了騎樓的使用情況外,舉凡招牌、頂樓加蓋等現象,也都反映了民眾重新詮釋建築的方式。因此建築最終成為都市景觀的樣態,其實並非忠實反映一開始建築師所設計的形式。回到Stan Allen的論述,這就是特定交響樂團詮釋某個曲目所呈現的獨特味道(相同的建築作品放在不同的國家都可能被使用者詮釋成不同的風貌);de Certeau則說,這當中使用者的戰術,引導了生活文化的再現。不管是否認同這樣的文化,它仍是未來在環境規劃中值得被重視的議題。

建築是生活文化的社會實踐

(作者: 劉為光 老師 /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

建築是生活的容器,我想這麼說應該不會有人反對。然而如果建築的意義只是一個提供遮風避雨的構造物,那麼我覺得它只能算是一個building,還稱不上architecture。事實上,建築這個單字是具有人文意涵的。在過去,它往往被解釋為結構與美學的綜合呈現;而在當代,有許多學者逐漸認為建築反映的是一個地方的社會文化涵構。

這幾年在逢甲上課時,我偶而會和學生分享到國外留學對於設計學習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觀察。我剛到英國讀碩士的時候,在住宅設計的操作上,我很直覺以臺灣學習的經驗,畫出進門是玄關,接著到客廳,穿過客廳再連接到其他空間的平面。馬上被老師質疑的是,過了玄關不是應該先有一條走道嗎?客廳是在走道的一側,這樣才能維持生活起居的私密性。當客廳不是動線必經的一部份,一家人在客廳看電視的時候也比較不會被剛買菜回來的媽媽打斷。而事實上英國傳統的房子一開門的確往往是走道和上樓的樓梯,所以即便不用穿過客廳也可以直接上樓進到臥室,維持家庭活動不被打擾的特性。印象中日本傳統的房子也是這樣的安排。同樣在建築設計的操作中,我根據在臺灣學習的經驗,很理所當然畫了15公分厚的建築物外牆,結果老師用一種很不可思議的表情表示這種設計會讓大家在室內冷死,一問之下才發現原來英國的住宅外牆通常是總厚度約30-40公分的雙層木構造,中空層可以降低溫度傳導率,當然也是老鼠們住的地方。在台灣只住過鋼筋混凝土房子的我,終於理解外國卡通裡面老鼠為什麼都從牆壁挖洞跑出來了。更讓我驚訝的是開門的方向,臺灣的建築室內開門方向往往是90度打開之後,門的背面是牆壁門檔。為了保持房子的通風,門可以維持打開貼著牆壁。但是在英國開門的方向都是相反的,門打開一定是先看到牆壁,門板往室內空間的方向推開,這是為了維持室內活動的隱私性。舉例來說,在學校的教室上課中,助教有事情想到課堂上通知老師。在臺灣的教室,助教打開黑板側邊的前門,門板90度打開,全班同學會看到助教,但是在英國的教室,助教打開前門時,門板打開方向剛好擋住學生視線,只有老師能看到助教。

這些僅是少數印象深刻的案例,其實建築空間組織的很多細節,反映的都是地方生活習慣、社會文化的綜合呈現。而建築類型學(typology)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概念。建築的空間組織,反映的是地方文化、生活經驗所衍生的構成邏輯。經過類型歸納,於是我們能夠掌握不同文化族群的建築空間構成特性。這樣的討論不只是用在建築室內空間的組成,也包含街道、行人環境、開放空間等等的組織特性,例如騎樓就是臺灣特有的空間產物。我總是很鼓勵學設計的學生要出國體驗,才有機會反思突破,並瞭解臺灣日常建築的特色。

客家花布的反思:環境規劃的意象傳達

(作者: 劉為光 老師 /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

客家花布大朵大朵的牡丹花,搭配紅紅綠綠的背景,往往被視為是最能代表臺灣客家文化的圖案。用在一些小小的文創商品上,不但漂亮也可以傳達客家文化的意涵。然而在環境規劃領域,意象圖案的運用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最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則討論,是關於客家聚落涼亭屋頂設計採用花布圖案的爭議。這個爭議可以分成兩個部分探討。第一個部分是花布圖案是否具有在地代表性。其實花布圖案傳達的是非常廣泛的客家意象,是相當表面的文化印象。當然客家花布某種程度可以被視同等於客家文化,採用這樣的文化印象,用在沒有「地方性」的設計作品、文創商品例如包包、手機殼、文具等等,放在任何客家活動的場合來行銷推廣,都非常的應景。但是因為這是缺乏「地方性」的圖案,因此放在環境規劃上,不管是放在屋頂、牆面設計還是入口意象,就反而突顯了設計者對於當地傳統產業與生活文化並不夠瞭解,甚至顯得有點多餘。而第二個爭議部分,則是這個多餘,在視覺環境景觀中往往難以和原有的自然與人文地景和平共處,似乎是設計者應該進一步斟酌的地方。許多空間設計者往往會直接採用某種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圖案來傳達地方意象,然而地方意象不是被加上去的,而是因為當地生活文化的堆疊而逐漸產生的,是隱身於環境中透過生活經驗始能體會的。因此在環境規劃中,地方意象的強化,應該是要透過在地文化硬體資源的整理,藉由設計來強調這些因獨特生活脈絡而堆疊形成的文化地景。綠化、減量、降低視覺負擔、結合生活文化,已經是近年環境景觀規劃的重要原則。

十多年前東勢舊火車站改建的客家文化園區則是一爭議案例,早期因林業發達產生鐵道支線而有東勢車站,林業、鐵道和早期東勢客家務農生活習習相關。然而因十多年前的建築文化保存觀念較不嚴謹,造成修建為客家文化園區後無法在空間中閱讀到傳統客家生活和林業文化的關聯,僅看到客家花布圖案的牆面將整個站體包起來變成銷售中心的概念,卻看不到原本月台和山城的記憶,更不用說保存修澤蘭建築師的車站建築特色。而事實上硬體只需要留住具有文化記憶與價值的建築環境紋理,不用刻意加工,再經由軟體發展便能突顯文化特色。因此目前在前瞻計畫臺三線浪漫客庄大道的發展願景下,臺中市客家文化發展主打「里山精神」,強調的是山城客庄人文生活的再現,並藉由「保存性開發」的概念,不刻意增加視覺元素,但保留傳統街區紋理,讓客家記憶中的生活文化能藉由年輕一代的返鄉計畫活化並延續下去。

客家花布只是一個案例,其實任何地方文化的再現都建議透過既有紋理的維護與再生來說故事,過多的視覺負擔往往僅連結到表面的文化印象,無法反映到真實的在地生活空間敘事,到頭來只是對環境增加沒必要的衝擊。

記憶中的社會:鏡子裡的烏托邦

(作者: 劉為光 老師 /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歷史性環境保存,到底要保存什麼?在建築學習的歷程當中,我們學了建築史、建築美學、文化資產保存與修復等觀念,可是一直以來,我們對於歷史性環境著重於傳統建築特色的傳達,卻總是缺乏生活敘事的討論。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歷史建築被修復完成之後,變成餐廳、咖啡店、書店、文創商店等等,可是在進去消費的過程中,除了欣賞環境特色以外,可曾閱讀到這裡過去的生活故事?

哲學家Michel Foucault曾說,城市中往往有一些能帶我們前往烏托邦想像的地方,稱為異托邦(heterotopia)。異托邦就像一面鏡子,藉由鏡子能看到一個更完美且似乎真實存在的世界,藉以滿足人們對於其他社會的想像。這個觀念其實可以回溯到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論。受到佛洛伊德的影響,Lacan強調鏡像能協助建構「自我」(ego)的形成。沒有鏡子我們看不到完整的自己,只有透過鏡子才能看到自己和環境的完整關聯。延續這樣的觀念,Foucault認為,相對於真實世界的不完整,鏡子裡的世界就是烏托邦(烏托邦意指完美但非真實存在的世界),而帶我們前往烏托邦的鏡子則是異托邦。

Foucault的異托邦理論啟發了許多當代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其中都市理論學者Grahame Shane進一步解釋,構成異托邦的關鍵除了空間組織特性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社會體系。異托邦的社會意義是帶領我們看到烏托邦,如果失去這樣的價值,那麼它只是一個空殼。假如歷史性環境的保存活化沒有考慮文化涵構(cultural contexts),那麼保存下來的就會跟文化研究學者Michel de Certeau說的鬼城(Ghosts in the City)一樣,呈現的僅是沒有靈魂的建築群體。而失去的味道,指的就是建築少了生活記憶的靈魂。看到異托邦,卻無法進一步產生文化記憶的烏托邦想像。

清明上河圖企圖帶領我們閱讀北宋京城繁華的生活景致,2010年進一步發展出動態版,呈現更夢幻的烏托邦想像。迪士尼樂園則是高竿的異托邦場域,帶領我們身歷其境從未真實存在的動畫世界。相較於這些異托邦案例,歷史性環境保存除了發展商業文創以外,更重要的意義應該是嘗試連結土地與人民的生活記憶。台灣許多歷史性環境活化設計的案例中,往往嘗試透過文字介紹和老照片的安排來傳達文化記憶,但很可惜卻無法直接藉由空間經驗來體會過去空間的生活敘事。歷史空間留下的只是一個空殼,成為商業行銷的加值元素,卻無法連結到記憶中的社會。歷史性環境保存的目標不應該只是為了創造更多年輕人打卡的地方,反之本文的用意當然也不是鼓勵將環境都凍結成歷史文化園區。如何在活化經營的過程當中,透過創意設計讓鏡子裡的烏托邦得以再現,則是未來在歷史性環境規劃中相當值得深思的課題。

 

生態系給人的啟發(II) – 野放與放生

(作者:楊文燦 老師/ 建設學院土地管理學系)

每一物種在生態系裡,皆有其獨特的位階,並扮演其角色與貢獻其功能,各個生態系在其地盤上,形成動態而穩定的平衡狀態。因此,一個生態系若有外來的物種加入時,就像家裡來了不速之客,會干擾原來的家庭組織與生活。人類在交通與物流變得方便後,很容易將外來物種帶入陌生的生態系,其結果可能因無法適應而消失,亦可能適應良好而讓原來生態系的某些物種被吃光,而影響生態系平衡。因此,不是自然遷徙的方式將一物種引入一個非原生棲地時,對牠的生存與發展或牠所處新棲息地的生態系,都是不好事。

一種常見的外來種移入新棲地的方式,就是民間舉辦的放生活動。本文且不談因宗教信仰而放生的問題,單從對生態系的影響來說明為何不能放生。古時候放生,是純粹基於惻隱之心將動物放生,因同屬一生態系內之本土物種,故影響不大。但現在的放生活動係屬商業放生,即用錢買人工繁殖與飼養的食用動物,隨便往海邊、湖泊、溪流、森林、野外或天空釋放,這些動物無野外謀生能力,包括不會覓食或是外來種無法適應新環境,其結果是死亡。換言之,放生不得變放死,愛心變虐殺! 再者,將放生動物關於籠子容器之中,在運送過程中擁擠、顛撞與奔波,無異是虐待動物。即便是本土原生動物,因有人買來放生的需求,就有人去捕抓來供應,捉放之間也是形同虐殺! 這種商業放生行為不僅造成虐殺放死之結局;即便外來種生存下來也是破壞當地生態系,造成消滅原生物種與帶來病原之災難,甚至威脅人類戶外活動,如被放生蛇咬傷。

真正的放生是野放,是從生態保育的觀點去做,如: 營救被困的保育類動物。野放是非常專業的工作,包括: 對野放動物習性與生態的充分了解,因此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政府的專職單位,如: 農委會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或是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等,就是專職於救援、療傷、保護、野放、本土原生種復育與生態保育教育等工作。

我們一般國民能做的事,茲建議: (1)基本上是不參與商業放生的行為;(2)參與生態保育相關活動或團體,學習分辨保育類野生動物的知識;(3)萬一發現有個人或集體的放生行為,應立即報警處理;(4)出錢出力支持有公信力或政府認證的保育團體,做本土原生種復育與棲息地保護的活動;(5)給各級民意代表與政府管理單位施壓或監督,促修法與強化保育政策之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