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公車站牌裡的老地名

(作者:余風 老師 /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地名,牽動的人類生活的社會和形態,也記載了過去的歷史脈絡。大地名或許淵遠流長,歷久不衰,成為千百年以來的共同記憶;小地名卻常常隨著時代的變遷,消失在人類的記憶裡。

在鐵、公路不發達的農業時代,地名的範圍可以小至一個社區、一個僅有三、五戶人家的小聚落。日治時期,因為日本特有的「町」制戶政系統(町的轄區略小於里),找地址時必須依賴町名(日制戶政系統沒有道路名稱),直到今日,日本地址依然採「町-番-號」的制度,且絕大多數的道路沒有路名,讓外人看得霧煞煞。終戰之後直到今日,台灣導入道路編號制度,雖然大部份的町名過渡為「村名、里名」,但是「路名」的能見度更勝於里名;再隨著都市發展的需求,小聚落被棋盤道路取代,有些地名成為村里名,再不幸一點的變成道路名,更不幸的,直接在地圖上被擦掉。 繼續閱讀

中國金銀器功能的轉化:從裝飾性到宗教化(4)

(作者:李建緯老師 / 逢甲大學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宋、遼以後,基本上金銀供器是在唐代的脈絡下繼續發展,並以熏爐與舍利棺等器類為主,製成佛塔的現象也增加了。例如,五代吳越國末代君主錢俶於北宋開寶五年(972年)營建雷峰塔時,打造了鎏金銀阿育王塔;另還見北宋浙江瑞安慧光塔塔基出土的鎏金玲瓏銀塔、南宋山東莘縣宋塔塔身出土舍利銀塔、浙江寧波天封塔地宮出土鏨花銀薰爐;遼代亦使用金銀器製成供器,如在窖藏坑或佛塔的地宮出土的金銀器供器,種類有菩提樹、舍利塔、淨瓶、經塔、經文等。元代以後受藏傳佛教影響,開始出現密教系統的金銀佛像與法器。

清代以後,隨著金銀礦產的增加,加上皇室贊助等優越條件,以黃金製成佛像的數量增加、尺寸增大,還大量出現了壇城、法器(金剛杵、八寶、喀巴拉碗、法螺等)、佛塔、淨瓶與佛經等,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金鑲珠彌勒佛立像(圖7)、金纍絲鏨花鑲松石壇城(圖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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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左):金鑲珠彌勒佛立像,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筆者拍攝。

圖8(右):金纍絲鏨花鑲松石壇城,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筆者拍攝。

透過與世界其它使用黃金的古文明比較,不論是西方或中亞地區,金銀被拿來與宗教神聖意涵連繫在一起,實與金、銀的貴重性所連帶的崇高感,以及黃金本身不生鏽的性質所象徵之不朽有關。若與世界各古文明比較,中國原來具濃厚世俗性的金銀器朝向宗教化與神聖化發展,實不能忽略佛教傳入所帶來的影響。cheap bns goldbuy bns gold

中國金銀器功能的轉化:從裝飾性到宗教化(3)

(作者:李建緯老師 / 逢甲大學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隋唐以後,值得關注的是,一方面金銀首飾發展達到高峰,不僅具有強烈的時尚感,同時更朝向了具「女性氣質」的文化意涵發展;[5]同時,也開啟了金銀供器的風潮。法門寺地宮除了出有銀鎏金菩薩像(圖4),另見有鎏金銀熏爐(圖5)、金質與銀質舍利棺、金銀寶函(圖6)、金鋼杵與金錫杖等;其它地點出土金銀舍利棺的實例甚多,如甘肅涇州大雲寺的舍利銅函金棺銀槨、陝西臨潼代王姜原村慶山寺遺址塔基的金棺銀槨,以及江蘇江甘露寺鐵塔地宮的金棺銀槨……等,顯見金銀供器不只是流行於唐代的長安,也普見於各地的宗教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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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左):銀鍍金帶座菩薩,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圖版:《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金銀器(二),圖版128。

圖5(中):銀金花五足香爐并盤,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圖版:《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金銀器(二),圖版108。

圖6(右):銀鍍金四天王盝頂寶函,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圖版:《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金銀器(二),圖版131。

根據齊東方研究,唐代出土金銀棺、槨和塔,共12件。[6]塔只有1件,見於法門寺地宮。其它主要則是棺槨類器物為主,材質有金、銀。棺槨造形基本上與今日所認知前高後低之長方形葬具的外觀一致,並可分成兩型:A型是棺槨前高後低明顯,蓋頂呈現陡坡形,帶欄杆的底座;B型前高後低較為平緩,底座簡潔而無欄杆。

 

備註:

[5]  李建緯,〈唐代金銀飾品研究--以性別與裝飾功能為中心〉,《史物論壇》第16期,2013年6月,頁33-79。

[6]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27。

中國金銀器功能的轉化:從裝飾性到宗教化(2)

(作者:李建緯老師 / 逢甲大學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漢代以後,金銀開始被製成官印(圖1-圖3),使得金銀材質的意義逐漸向政治靠攏;三國六朝以後,中原人口銳減、禮制遭到破壞;同時,北方匈奴、鮮卑等族群南下,中原地區大量吸收域外文化,因此,原本作為北方遊牧民族身份與族徽象徵的金銀飾品,於是在中原與南方地區備受青睞,特別是髮飾、冠飾、手飾與帶飾等,成為漢人上層社會佩戴的要角,與玉器並駕齊趨,成為飾品的二種主要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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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南越王墓「文帝之璽」金印與「泰子」金印  圖版《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圖32、36;《西和南越王墓》圖171

02圖 2(左):山東「石洛侯印」龜鈕金印 通高1.5公分,印面長2.3公分  圖版:《山東省博物館藏珍》圖版97

圖 3(右):山東新泰東石萊出土「關內侯印」金印,通高2.1印面長2.4公分 圖版:《山東省博物館藏珍》圖版98

然而,金銀一直未被大量使用於宗教類文物上,特別是作為禮佛的「供器」。[4]不過,當時黃金已被運用在魏晉金銅佛像外表的裝飾上,《魏書‧釋老志》載「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同時,六朝時期金銅佛造像實物傳世者亦甚眾,反映出佛陀形象與黃金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現象。

 

備註:

[4]    一般來說,「供器」指的是對佛、菩薩表示恭敬、禮拜的器物,目的是弘扬佛法。

 

中國金銀器功能的轉化:從裝飾性到宗教化(1)

(作者:李建緯老師 / 逢甲大學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黃金」與「白銀」作為一種古今通用的材料,是人們長久以來企盼的一種高價稀有物--特別是黃金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元前4,000年保加利亞的Varna地區。由於金銀在歷史上使用時間久遠,在人類「器物系統」(system of artifacts)中,不僅文化底蘊深厚,而且東西方各賦予它不同的精神及物質意涵。中國從銅石並用時代到先秦時期對它的關注,是一種從接觸、認識、摸索到喜愛而成為首飾要角,甚至到了漢晉,黃金乃成為煉丹成仙的必備之物。隨著人們對它的認識愈深,其文化意涵也如同它的延展性一般地擴展開來。[1]先秦以前中原地區的金銀總是被視為一種世俗性濃厚的材質。

就中原金銀器的發展概況而論,是先金後銀,白銀的使用晚於黃金。商代中原地區主要是將黃金錘鍱成箔片製成器表裝飾;[2]西周時期黃金則開始成為諸侯的飾身配件(金帶飾),並集中在少數男性高級貴族,它們「代表著中國古代在正統禮制之外的另一種身份意識的萌芽-在三代以前它不被納入正統的禮樂成員一角。……相較於青銅和玉器的正統性,西周黃金帶飾所代表的身份則是公領域範疇之餘的私領域。」[3]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貴族以青銅禮容器為首的禮制雖已鬆動,但仍維繫其作為對祖先祭祀之角色,代表著正統價值;反觀金銀器對他們來說仍屬「炫耀性消費」,其功能仍在於從人群中作為世俗身份(特別是財富與品味)的辨識符號,強調的是其社會中的世俗價值。整體來說,在中原早期物質文明的建構中,金銀製品多被排除在禮制之外;相較之下,作為「國之重器」的青銅容器所具有的濃厚宗教與政治傾向,或是以飾品類為主的玉器之禮制道德內涵,總比金銀器具有更強烈的正統性與精神性。

 

備註:

[1]  李建緯,《先秦至漢代黃金製品工藝與身體技術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與身份認同問題》,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1月,頁1-2。

[2]  李建緯,〈商代黃金製品研究--從身體與物之空間現象分析〉, 《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以台灣地區學者的論述為中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頁200。

[3]  李建緯〈時尚與身份--西周墓葬出土之玉串飾與金帶飾研究〉,余美玲主編,《第二屆古典與現代文化表現學術研討會:時尚文化的新觀照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2年,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