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與所得不均

(作者:吳朝欽 老師 /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臺灣的基本工資制度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基本工資審議辦法》。2017 年 8 月 18 日 審議通過月薪調整至 22000 元、時薪 140 元。傳統經濟學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失業率,因為在最低工資高於市場工資時,會導致勞工有供過於求的情況,造成失業率增加,近期Jardim等人(2017)利用美國西雅圖的資料發表了一項研究,發現當西雅圖市把最低工資從每小時 9.47 美元增加至 13 美元,導致低薪勞工的每月收入減少 125 美元,顯示提升最低工資對低薪勞工有負向的影響。

當最低工資對低薪勞工有負向影響時,則會拉大高所得者與低所得者的所得差距,進而讓所得不均更加惡化,也就是說,政府或許也是造成所得不均的原兇之一。有趣的是,最低工資是否會造成所得不均取決於最低工資是否能增加低薪員工的薪水,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顯,個人覺得政府不必積極干預最低工資的,而是應盡量制定維持公平的工作環境即可,好處在於不會破壞勞動市場原有的效率性,而且所得不均的情況也會縮小。

討論到此我們會學到一件事情:立意良善的政策往往是通往地獄的通路。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也就是說,遇到事情冷靜下來,判斷未來的可能情況,三思而行,才不會造成愛之適足以害之的局面。

參考書的題庫光碟值多少?

(作者:余賢東 老師/財經法律研究所)

在105年12月的時候,報載新竹縣竹北市北辰補習班因長年侵害知名國中教科書出版公司翰林的題庫光碟,新竹地方法院判決該補習班需依和解書如數賠償兩千一百萬元;據報導中翰林出版公司指稱,北辰補習班自95年至102年間,利用該公司出版的題庫光碟製成五十多本講義供補習班使用,後於103年10月間,雙方在警局達成和解賠償兩千一百萬元,事後卻未履約清償,翰林出版公司依此和解契約向新竹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獲得勝訴。
這件報導讓筆者想起當年在台北文山區指南山下的悠遊歲月,住在恆光橋頭的研究生宿舍裡,對門有一位中文研究所的學長,某日抱了一疊高普考的參考書回來,說是接了份編輯參考書的工作;筆者頓時肅然起敬,因為學弟我資質魯鈍,平時連左傳、右傳或是公羊傳、牡羊傳都分不清楚了,聽到精通中國文學的學長竟然搖身一變、升級成了有稿酬可領的作者,就好奇地詢問學長:「這參考書要怎麼編哪?」只見學長嘴角泛起神祕的微笑說道:「學弟啊!這市面上的參考書有這麼多的版本,每一本的內容都不一樣嗎?」筆者回答:「其實都大同小異呢。」學長回答說:「對啦!其實這些參考書都有互相『參考』,免得漏掉重要的題型;所以我也抱一疊回來『參考』看看,應該很快就能編出一本來~~」筆者恍然大悟,原來參考書的「參考」二字還能做這樣的解釋,對中文所學長的國學造詣又佩服了許多。
當然囉,編輯並不是動動剪刀、重新排列的簡單工作而已,如果像前述的補習班案例,以「重製、改作」的方式侵害了題庫光碟的著作權,就得付出兩千一百萬元的鉅額賠償,不可不慎。
(相關報導請參考105年12月11日自由時報第A12版報導:「抄襲參考書題庫,補習班判賠2100萬」)
(如有本文相關的問題,請e-mail至ipotaichung@tipo.gov.tw或電04-22513761~3)

所得不均與生命週期

(作者:吳朝欽 老師 /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生命週期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是由198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odigliani等人提出,將人的一生分為年輕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一般來說,在年輕階段,家庭所得低,但因為未來收入會增加,因此,在這一階段,往往會把家庭所得的絕大部分用於消費,有時甚至舉債消費,導致消費大於收入。進入中年階段後,家庭所得會增加,但消費在所得中所占的比例會降低,所得大於消費,因為一方面要償還青年階段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所得儲蓄起來用於退休消費。退休以後,所得下降,消費又會超過收入。因此,在人的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消費占收入的比例會隨著所得而改變。

有趣的是,在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所得不均將會如何變化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在文獻上,所得可以分為勞動所得與可支配所得,勞動所得指的是家庭的「受雇人員報酬」加上「產業主所得」,而可支配所得涵蓋所得的範圍比勞動所得廣,從臺灣和英美的家庭調查資料發現,不論所得或是消費,其不均度隨年齡增加而上升,就不均的變化程度而言,勞動所得不均度最大,可支配所得不均度次之,而消費不均度最小。

這當中的道理值得我們去發掘,影響所得最大的因素可說是人力資本的投資,這項投資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報酬率日漸增加,因此,當年齡越大時,沒有從事人力資本的人與專注人力資本的人之間的所得差距將會越大,所得不均也會越大。至於消費不均的程度為何會低於所得不均呢?可能的解釋為:經濟體中的個人,會根據長期的角度,來調整消費與儲蓄的行為,而且,他們會企圖將他們一生中的消費行為,盡可能的拉平至所得與消費平衡。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想辦法讓消費在他的一生中保持穩定。這意味著,個人不會在某個時期中儲蓄的特別多,而在下一個時期拚命消費,而是會讓他們的消費水準在每個生命階段都盡量保持接近穩定的狀況。因此,人與人之間消費的差距會比所得的差距小,消費不均的程度就會低於所得不均。

看完以上的介紹,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於台灣與英美的消費與所得不均有興趣,就作者初步的認知,這方面的文獻相當多,有興趣的讀者也可找一些文獻來看,相信對於所得不均的問題會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所得不均與犯罪率

(作者:吳朝欽 老師 /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所得不均的議題在世界各國已引起廣泛的注意,為什麼大家會關注所得不均的議題呢?這可以從所得不均對社會發展所造成的影響談起,其中比較好玩的是所得不均可能會提升社會的犯罪率,進而降低社會的福利水準。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家 Becker提出理性選擇的理論來解釋為何有些人會選擇犯罪,這些人認為當犯罪的預期效益大於犯罪的預期成本時,則其會選擇犯罪。這跟所得不均有何關係呢?想像在一個所得分配不均的區域,窮人從事合法工作只能獲得低微的報酬,假如從事非法的活動被政府抓到的機率極低時,此人就可能選擇犯罪,也就是說,當政府稽查率不高時,窮人從事犯罪的可能性就會提高。除了Becker的觀點以外,有些學者認為當富人越來越富有時,闖空門的收益提高,則增加當小偷的誘因。

就社會學領域而言,窮人因貧富不均所產生的被剝奪感是產生犯罪的主要原因,因為窮人覺得自己不被社會重視,而且常常覺得社會對其不公不義,因而容易驅使窮人對他人採取暴力的行為。另外,有些窮人會羨慕有錢人富裕的生活,為了追求富裕的物質環境,往往不惜犯罪的代價去從事非法的活動,比如說販毒與賣淫。

以上這些論點主要從理論的角度來闡釋所得不均與犯罪率的關係,比較有趣的是,在實證上是否存在一些證據能夠證實所得不均與犯罪率的關係,尤其是所得不均最容易引起哪一種犯罪則是我們想要知道的。有些國外學者認為所得不均會導致暴力犯罪增加與謀殺率的增加,台灣的學者也指出增加所得不均對於普通竊盜犯罪率與故意殺人犯罪率有顯著正向影響。

看完以上的介紹,有些讀者或許會認為所得不均應該不僅會影響犯罪率而已,對於逃漏稅或一些自殘行為應該也會有影響,這些議題在相關的文獻都找得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找一些文獻來看。

空間詩學的主體性與建築的詮釋

(作者: 劉為光 老師 /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

再問什麼是「建築」(architecture),美國建築理論學者Stan Allen說,建築師的角色就像古典音樂家一樣,譜出了一首曲子,而這首曲子後來由不同的交響樂團來詮釋,都會產生不同的味道。那麼誰是詮釋建築師作品的交響樂團角色?其實就是生活者。建築師只是完成了建築的軀殼,而生活者詮釋了「建築」最終的意涵。

建築師能夠掌握自己的設計,卻掌握不了生活者詮釋建築的方式。受到結構主義文學家Roland Barthes的啟發,哲學家Michel de Certeau曾嘗試透過符號學來描繪(mapping)生活行為。行為模式如果能被符號描繪,那麼生活文化就是許多語言符號所構成的詩詞。而這部詩詞能夠成為劇本,就像樂譜一樣,做為未來生活行為能夠持續生產的文本「模式」。然而de Certeau自己在論述中反駁文本能夠被描繪的可能性,因為今天的行為文本往往不會是明天的行為文本,生活行為是無法被預測的。文化經驗「模式」掌握的是生活行為的策略(strategy),但使用者的戰術(tactic)卻常常出現無法預期的行動。

舉例來說,騎樓是建築師在設計時依法設置供公眾通行的私有產權空間,建築師在設計時不預設未來的使用模式。但根據文本經驗模式,我們認為騎樓是行人穿越的空間,同時在某種合理使用的程度下可以提供機車停放、擺放盆栽等行為發生。然而空間詩學的主體性往往不是建築師所能掌握的,使用者總會透過自己的方式去「詮釋」建築,例如將騎樓租給攤位擺放、停放私人車輛等行為。而除了騎樓的使用情況外,舉凡招牌、頂樓加蓋等現象,也都反映了民眾重新詮釋建築的方式。因此建築最終成為都市景觀的樣態,其實並非忠實反映一開始建築師所設計的形式。回到Stan Allen的論述,這就是特定交響樂團詮釋某個曲目所呈現的獨特味道(相同的建築作品放在不同的國家都可能被使用者詮釋成不同的風貌);de Certeau則說,這當中使用者的戰術,引導了生活文化的再現。不管是否認同這樣的文化,它仍是未來在環境規劃中值得被重視的議題。